互联网公司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刑事合规风险简析，适用罪名、追诉标准和刑罚措施适用

互联网公司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刑事合规风险简析，适用罪名、追诉标准和刑罚措施适用

互联网公司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多重刑事合规风险，具体分析如下：

一、‌高频适用罪名与追诉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技术人员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如开发恶意程序、搭建非法支付通道）或企业家默许平台成为犯罪工具，可能触犯该罪名。

追诉标准包括：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等情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非法获取、出售用户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生物识别信息），数量达5000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即可入罪；涉及行踪轨迹、通信内容等敏感信息的门槛更低。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企业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销等违法活动的网站或通讯群组，或发布违法犯罪信息达到一定传播范围（如点击量超5000次）即可能构成此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技术人员违规篡改系统数据、干扰系统功能，造成10台以上系统设备主要功能不能运行或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即达到立案标准。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企业未建立数据分类保护制度、未及时处置违法信息导致严重后果（如用户信息泄露、违法信息传播量达标），可能被追责。

二、‌刑罚措施特点‌

‌主刑与附加刑结合‌

刑罚种类包括有期徒刑（最高可达7年以上）、罚金（根据违法所得倍数或犯罪情节确定），并需追缴全部违法所得。

‌企业连带责任‌

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检察机关可对企业适用“双罚制”，既追究直接责任人刑责，又对企业处以罚金或责令停业整顿。

‌合规整改的刑罚减免‌

通过建立有效刑事合规体系（如数据分类管理、权限审计制度），企业可争取不起诉或从宽处罚，实践中已有通过合规整改避免破产的案例。

三、‌高风险场景与防范重点‌

四、‌司法实践趋势‌

‌全链条打击‌：司法机关注重审查技术开发、流量推广、支付结算等上下游环节，企业需警惕合作伙伴的合规风险。

‌技术中立性抗辩受限‌：即使技术本身合法，若明知被用于犯罪仍提供支持，可能被认定为共犯。

‌数据主权意识强化‌：2024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后，重要数据处理需定期报送风险评估报告，违规将面临刑事与行政双重处罚。

从公安部发布《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严格规范执法，强化人权保障，完善了强制措施制度、受立案制度、侦查制度、涉案财物管理处置机制等刑事执法各个重要环节。规定落实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等方面的规定，并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细化了取证规则。企业认罪认罚和免责出现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在2019年年底两高联合公安部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所有法律人都几乎一致认识到，刑事合规已经成为摆在所有互联网公司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未来数据资产将成为财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是数据权属的归属，二是通过现代各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数据的挖掘、分析和使用已经成为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这一过程中如何让数据的开发利用变为自己的财富而又不至于触犯数据合规的法律底线，甚至面临刑事制裁，需要引起互联网企业家们的高度重视。

网络案件管辖地域进一步扩大，完善了涉网案件的管辖权归属。旧《规定》对于网络使用行为的管辖的描述是“网络接入地以及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对受害者的描述是“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新规定则将前者修改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将后者描述为“网络信息系统”。从内涵上看，将“计算机信息系统”修改为“网络信息系统”，“网络接入”“网站建立者或管理者”改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都是扩大了范围。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或者为获取网络信息等目的提供服务的机构，包括网络上的一切提供设施、信息和中介、接入等技术服务的个人用户、网络服务商以及非营利组织。根据其提供的“服务”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具体可以分为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及产品服务提供者。

   明确了涉网案件的证据调取原则

面对涉网案件越来越多，传统犯罪向网络迁移的大形势，根据第66条规定，调取电子证据应当优先扣押原始存储介质；无法扣押原始介质的，可以现场提取数据；无法现场提取数据的，可以以打印、牌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固定，并在笔录中加以明确。同时还规定，电子数据只有在审查证明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4个实证案例

案例1：业务拓展专家蒋红平收受好处费被判10个月

2018年初，姚某在得知杭州如欣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如欣公司”）有租仓需求后，将如欣公司负责人陈某引荐给被告人蒋红平。2018年5月，在三方洽谈租仓事宜后，蒋红平

向菜鸟公司提出杭州皓醇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皓醇公司”）引入为招商中介，帮助姚某隐匿相关利益关联，由姚某假借王某的名义作为皓醇公司对接人向菜鸟公司介绍承租客户如欣公司。

2018年7月，如欣公司与菜鸟公司正式达成租仓协议，后菜鸟公司于2018年8月、12月分两笔向皓醇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58.18万元，后被告人蒋红平从姚某处获得上述佣金的其中20.972万元作为好处费。

法院审理认为，蒋红平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根据相关法律要求认定蒋红平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2：资深运营专员胡晓辉索要10万元贿赂被判8个月

2019年11月22日，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资深运营专员胡晓辉被判刑。

检察院指控，胡晓辉作为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派驻在菜鸟某物流园区的甲方物业负责人，其在菜鸟某物流园区工作期间，利用其手中管理园区内乙方上海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以及监督乙方某物业对园区内丙方租户进行管理等权利，利用职务之便向他人索取贿赂。

2018年6月，胡晓辉分别利用其职务之便，以购房借款的名义，向菜鸟某物流园区内的乙方某物业经理储某，以及菜鸟某物流园区内的丙方超市租户林某索要贿赂人民币5万元。共计10万元。

法院认为，胡晓辉作为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案例3：物流专家胡宏利用职务便利索贿30万被判10个月

2018年8月24日，菜鸟公司物流专家胡宏受贿被判刑。

胡宏系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集运网络CP商务部门的物流专家，主要负责菜鸟仓配供应链集运团队对外服务商招标及采购工作。

2017年12月份，胡宏伙同朱广勇，利用被告人胡宏的职务便利，在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举行的2018年集运中心干线运输CP项目招标过程中，以指导、修改标书、报价及透露招标规则等方式帮助刘某所在的无锡中卡物流有限公司顺利中标。中标后，被告人胡宏、朱广勇共同收受刘某的“好处费”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0万元。

法院认为，胡宏、朱广勇共同利用被告人胡宏作为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朱广勇系从犯。最终判处胡宏有期徒刑十个月、朱广勇有期徒刑七个月。

案例4：2020年11月，阿里内网通报了原菜鸟网络副总裁及地网业务负责人史某严重违规的处分公告，公告称史某利用职务收受贿赂数百万元，该案件被定性为菜鸟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廉政案。

阿里在公司内部设有反腐部门，力度比较大。其于2012年设立的集团一级部门“廉正合规部”，该部门成立8年时间里，已经查处多名管理层人员，一律点名曝光，纳入公司“黑名单”。

互联网公司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刑事合规风险简析，适用罪名、追诉标准和刑罚措施适用

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上海专业的刑事辩护律所   

      资深专业刑辩律师马华桂   13122610155

     我们由此对常见的网络犯罪刑事风险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如下表：

      资深专业刑辩律师马华桂   131226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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